在《慈善法》即将施行之际，深圳的公益慈善开始拥抱金融元素。

南方日报记者 鲁力 摄

这一两年，深圳市慈善会秘书长房涛谈得最多的词里有“金融”，而金融人士马蔚华在公益慈善讲坛上谈得最多的词里有“转型”。

深圳由于人均捐赠额数次达到全国第一而连续三届获评全国最具爱心和最慷慨城市，被授予最高级别的七星级“慈善城市”称号，其一举一动都是国内公益慈善界的风向标。

在社会工作创新和慈善事业发展方面，深圳一直有着诸多的探索和实践。从在全国率先推出“巨灾保险”，到成为全国“慈善信托”试点；从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的“花样玩法”，到“公益创客”孵化器落地……新“玩法”则是“公益慈善+”全面跨界。

在《慈善法》即将施行之际，深圳的公益慈善创新开始拥抱金融元素，尝试一些社会服务PPP模式，并通过项目、培训和大赛等方式培养公益金融人才，为新一轮公益慈善转型做准备。 南方日报记者 李荣华

慈善模式亟需转型接轨

深圳企业家热心公益慈善是出了名的。日前，胡润研究院发布2016年慈善榜，大陆慈善家前两名均出自深圳——马化腾和陈一丹。

不仅如此，深圳的慈善组织数量、创新方式等均领先全国。今年以来，越来越多从深圳走出的慈善界人士开始呼吁慈善组织专业化、商业化，以适应国际公益慈善新潮流。

“中国的慈善发展到今天，必须得转型，否则难以持续发展。”今年5月初，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一场公开课上表示。马蔚华的另一身份是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长、壹基金理事长，多年来热心社会公益建设。

马蔚华在欧美考察后发现，当下公益慈善进入新阶段。一是公益事业不再限定为非营利，新的形式是可以获利，不是单靠输血，而是可以造血，私人企业和公共福利不再是对立的；二是企业化运营，追求自负盈亏，而且强调规模效应，着重可复制的模式；三是多方合作，注重跨界共享，形成综合的系统工程，而且重视结果。

因此，慈善亟需转型：从政府主导转向民间主导；由过去少数精英和富裕阶层发起和主导的慈善转向大多数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行为；从传统的、施予为主的个体慈善行为转变为以组织化和制度化为特征的公众参与行为。

“专业慈善意味着慈善需要开发与设立有影响的扶贫救济、社会服务、教科文卫体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项目，需要建立慈善项目开发、管理、发展与评估的系统链条。这就需要建立专业化的体制与人才的支撑体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

探索公益供给侧改革

在慈善转型过程中，公益金融被视为新潮流。公益金融（Social Finance），又称社会金融，是一种区别于传统金融模式的新型公益资本运营方式，包括社会影响力投资、公益信托、公益创投、公益众筹、公益基金、公益信贷等形式。

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余智晟曾表示，深圳发展公益金融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建立起部门联动模式的公益金融与资本链接方式。记者发现，这种说法与PPP模式类似。PPP即“公私合伙制”，指公共部门通过与私人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种方式。

5月13日，首届中国公益金融人才专项培育计划及首批星火公益金融项目发布。公益星火计划最早由深圳市慈善会推出。

本次项目设立“人才创投和项目孵化计划”，以“专业理论+案例实践+实地参访+沙龙论坛”的新型培养方式组成项目团队，意在培育首批公益金融专项人才，并在学员中挖掘和培育公益金融的产品，聚焦社区教育和社区养老的创新服务。

“国外基金会主要做资助，而中国基金会90%做执行，缺乏金融工具，所以需要创新来实现。星火公益金融项目要做的就是这个。”房涛说，按照定位，公益星火计划不是一个培训，而是一个试验平台，慈善组织、政府机构和企业以PPP模式，创新公益金融产品，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效对接，然后将创新模式、流程、经验归纳推广。

引入金融做大慈善蛋糕

得益于活跃的资本市场和深厚的慈善土壤，深圳除了众所关注的慈善信托之外，慈善基金及慈善保险也开始尝试新“玩法”。

按照慈善法规定，未来所有的慈善组织都有可能获得公开募捐资格，包括县一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纯民间的慈善组织。

目前，国内慈善组织既要执行使命，又要实现保值增值，但其自身难以成立专业投资管理团队。对此，有华尔街工作经验的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投资总监苏天杉介绍，美国会采用外包型首席投资官（Outsourced CIO）的形式。在美国，比如洛克菲勒家族基金采用的是第三方外包首席投资官的模式。这种模式由职业投资人为多个家族通过一个投资组合共同管理财富，也称为多家族基金。

“前海开源非常希望能与基金会、慈善组织合作，做它们的外包首席投资官。”苏天杉表示。

一些保险机构也尝试推出新项目。目前正在中国人寿挂职的深圳市政协委员、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副局长黄险峰介绍，中国人寿计划推出一款名为“银龄安康”的保险产品，受保人不光是深圳户籍人口，在深圳工作的人也可以给老家老人购买，参保费用为一年30元/人/年。

黄险峰参与了2015年底市人社局推出的深圳重特大疾病保险。参保人不分户籍、年龄、是否患病，在患重特大疾病就医时，自付部分超过1万元以上，可由重特大疾病补充医保支付70%。参保费用为20元/人/年。

黄险峰说，当时社保部门考虑解决因病致贫问题，所以搭建平台招标，平安保险以20元的最低报价中标。这种保险按照纯市场运作采保费需上千元，而社保部门在设计方案时投保报价估计也要50元。

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业务坚持总体收支平衡、保本微利运营原则，净利润率控制在5%以内。社会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为辅，在黄险峰看来，这是慈善金融产品的一项原则。

政府充当慈善“幕后推手”

慈善转型大背景下，马蔚华等金融人士所倡导的以企业模式和金融工具发展慈善的理念，和政府部门人士倡导的慈善组织、企业机构及政府部门合作社会服务PPP形式，为深圳公益慈善发展带来新维度，也将为新慈善法实施后深圳慈善公益设立新的框架。

具有慈善金融双重知识和经验的人才成为抢手货。公益星火计划将用4.8万全额奖学金选拔60名跨政府、金融、社会组织等精英人才。这些人才将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前海国际资本管理学院进行为期半年学习，学会用慈善创投、慈善信托、社会影响力债券等慈善金融方式，跨界组合将孵化出更多慈善金融项目和产品，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慈善发展。

政府在慈善转型中应扮演幕后推手角色。黄险峰认为，政府公信力依然是社会中最高的，应多推出一些PPP模式的公益产品，通过搭建合适平台，以透明的信息吸引企业和社会组织加入，优中选优，促使公众享受到社会服务的“团购效益最大化”。

从事PPP模式研究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邓淑莲认为，以往PPP模式主要在基础建设领域，社会公益慈善领域启动PPP模式创新完全可行。“但这需要企业放弃过多营利追求，而政府也应该将一些公共服务包给有专长的企业去做到位。”